卡列宁的博客

最近和一好友就毛泽东和文革问题又发生了争执。该好友不是文史专业也不是人文爱好者，但是如很多其它大陆人一样，对建国后党史如毛和文革问题也有很大的兴趣，应该也在网上看过一些资料，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正因为此，争执的时候颇为麻烦，一是一些相对在党史上已经比较清晰的常识性问题缺乏共同的认识基础，二是该朋友的观点，也的确是基于一些事实推出的结论，再呢，就是史观的问题，从何种角度去看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问题。

他的关于毛和文革核心观点是，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想或者某种极端的理想主义而发动的文革。也许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荒谬的，但是他的理想是真诚的，尽管在为了这种理想他会不惜权术和手段，那是因为政治斗争本身就是不可能那么干净的，所以，毛的人品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值得景仰的。毛的错误，无非是证明他的那种理想本身的错误，或者说，那种理想不够现实。另，共产党人在建国前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本身是崇高的，是为了民族图存与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的。

这个观点基本上还是自成系统的，尽管存在内在矛盾。而且感觉下来，在相当的人群中具备一定的典型性，与乌有的狂乱分子比尽管观点有内在想通处但会更温和和折衷一点，而且一定程度上，他们并不是完全否定自由与人权的右派价值的，尽管，这种“自由”，也只是一种为了增进“人民幸福”的一种手段。

本文目的不在驳斥这个观点体系。因为，一个观点一旦成为体系，它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人心内在的某种审美需求的，也许这种审美需求是基于长期的一个价值观的建立和冲突所选择的一种内心的和平。要知道，一种情感价值，是很难驳斥的，一种情感价值一旦结合一些事实形成了体系，这种体系在内心一旦站稳了脚跟，那他的这个体系一定具备相当的解释力，加之历史史实的本身的争议性，决定了很难从史实上的悖论去去让他自我否定的撕裂这种体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我自己的史观，如何去看待和解释他所提出的看法。以期一种基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我想，我最终，还是希望我能影响他的。

先说毛发动文革。与之对立的看法是，文革是灭绝人性的，文革是基于毛的权力斗争的目的而发动的。应该说，从文革中整个国家所真实发生的事情来看，该对立的两个观点，都是可以找到事实依据的。以党内高层为范围看文革，它是一场权力斗争，一场铲除政敌的运动，对刘、对周，对林。但是很难完全界定这种权力斗争是基于一种纯粹的权力欲还是基于一种理想。人性本身是如此复杂，经验的看，没有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是基于一种单纯的理念、公式，或者基于单纯的欲望和情绪。我倾向于认为，毛是的确是基于某些观点和世界观的分歧和差异而发动的剪除异己的运动，但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这种不择手段和人性恶的大展示中，毛自己也彻底迷失了最初的理想，沉沦在权术斗争的堕落中了。刘彻底垮台并家破人亡之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迅速收敛，我们无缘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我相信，这个时候，毛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并怀疑这个狂欢的手段的幻灭性和荒谬性了。

从建国后为路径来看毛的政治理想，他的确是存在较为严重的左倾的理想主义特色。61年七千人大会前的三面红旗，到其后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的逐步推进，到文革后期相对冷却的文革温度中，自始至终毛都在推动并实践一种依靠斗争哲学为基础的纯粹的、禁欲的、绝对的道德世界。尽管矛盾的是，他自己却沉沦在私生活的荒谬淫欲中——世界历史的一次次证明，再理想主义的独裁者，最后也会掉进“世人遵守，唯我例外”的惯例中去。

对于文革前期，不可否认的是全民狂热忘乎所以的群众运动中，造反派从推翻政府、党委、校长等一切“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狂欢中，到其后不同造反派基于势力范围争夺但打着不同观点的幌子互相攻捍甚至武斗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某种理想主义的影子——无政府主义的平等理想。不过深研文革史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无限制级的群众运动，在北京的层面，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央文革（江、林两派）的操控，或鼓励或批评，中央文革根据自己的需要（其实是毛的需要）去决定选择挺或贬某一造反派的行为或观点，而这种选择，无一不是有针对性的要烧到某个领导人，彭罗陆杨到刘到文革后期的周。而整个文革中，江青及林彪的这种操控行为，根据已有史实看，无一不是基于某种或明或晦的来自毛的指示或暗示。不同的是林在帮毛做打手的时候可能会顺带要求交换以达到自己个人的权力目的，而江，是完全紧跟毛的。这是毛在刘垮台后要打到林的原因，也是文革后期始终在有步骤的推崇江青的原因。

从史实看，从头到尾的群众运动，均不是独立于这个权力斗争的主线之外的。因此，说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能证明某种毛的理想，是牵强的。相反的观点是，毛为了剪除政敌，无需这么大费周折的发动这么大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必定是包含了毛的某种理想诉求在里面的。这么说有一定道理，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证明毛发动运动的根本目的何在，党史研究能确定的事实是毛的确了利用了这个运动在剪除对手。

顺着线索，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毛要剪除的几个对手的过程，也许可以窥见一些人性深处的真相。应该说，这个主题的研究，是建国后党史的重中之重的重心，相关的观点及文献也最多，尽管众多的档案仍然处于封锁状态，但党内一些可以接近到核心档案的研究者的著述，及一些当事人的子女的回忆访谈，大大的推进了这个研究。

这些问题史实最为争议，史观的分歧更是毫厘千里。彭刘林周，从59年开始到几位去世，不同时期分别是毛斗争的重点。就个人性格来讲，人无完人，各有优缺点，包括毛自己。这很正常。从个人合作与友谊来讲，很多时候也是个缘分。只是毛与这几位几十年的战友情谊，无论吵架或一致意见，至少都在一个壕沟，一朝落个关系破裂老死不见甚至生死分离，让人扼腕。

这几个人中，从政治观点及实践中，刘一直是最紧跟毛的，从整风运动前夕毛确立领导地位，到整风运动的发起与推动，到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路线，刘都是重要的盟友甚至策动人。甚至建国后面对毛的日益左倾与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刘有过犹豫，有过不理解，甚至有过独立行为，但大方向仍然是紧跟的，要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接班人身份。七千人大会之后，直至毛最后发动文革，刘还一直按久已成熟的毛刘合作的模式：作为毛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者，最忠诚的并最有创造力执行者的身份试，试图紧跟。这个时候毛已经铁了心，做什么都是错，动辄得咎，到最后被打倒。毛刘关系的起伏终结这个文章，可以写一本大书，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此类著。

毛要打倒刘的目的，这属于人心深处的动机，一直大费猜测。文革前夜被打倒的杨尚昆在刘少奇平反后与刘少奇之子相聚，还在问，“主席为什么要打倒你爸爸…”，让刘平无言以对。杨尚昆文革前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在漩涡的最中心，也产生如此疑问。毛有打彭，要打彭，要打林，要打周，同样都有这个疑问。打彭好说，一向为上所忌，这个天真的坏脾气的孩子，很容易的就会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话来，毛早在1945年就有“彭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评语来。打林，和打刘，有着类似的内在逻辑。

政治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观争锋的游戏，自始至终都是伴随着权力、权位、与交易。研读共产党历史，同样会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内在逻辑。刘、林的上位，都是伴随这种交易的。不同的是，刘从头到尾都显示出对毛的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尽管50年代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新民主主义问题上）。但50年代中期开始，毛似乎开始在反悔自己给刘树立的接班人地位的决定。而林在59年倒彭开始，到61年七千人大会的挺毛，直到文革发动，林一直紧密配合毛，但林的配合，林作为一个职业的军事家，单纯的将这种配合看成是一个权力博弈的游戏——自己帮毛做打手，毛回报以接班人地位的许诺，却没有预见到自己在政治价值上的分歧，与刘一样，导致了自己的倾覆。与林相比，毛对刘的抛弃，从整个过程看，仍然是云雾深处，更加扑溯迷离。

56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刘表现出某种对私有经济、政治派别和政治协商的宽容，被贬为“新民主主义者”，受到一些指谪，随后发生的告饶事件与之关联，扑溯迷离（周也牵涉其中被，因反冒进而被批评）。59年到61年疯狂的三面红旗导致的灾难后果，让整个党内高层一致进入反思，毛面临失败虽心有不甘，但也被迫做出检讨。刘以为时机成熟毛也清醒了，于是大张旗鼓的推进更合理的经济政策，谁知仍然遭到毛的呵斥（中南海游泳池边的著名的对话），在大跃进三年灾难的反思痛苦的稍微远去之后，毛已然系统的发起阶级斗争的运动实践。刘被迫紧跟（四清运动）。从线索上看，这个时候刘已经无法重拾毛的信任了。刘无论做什么，都是错。这期间有些史实仍然非常值得玩味，四清运动期间因为刘表现出的优异的对毛理论的理解和实践能力（给江渭清的信），依然获得毛发自内心的不由自主的反复的赞叹，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然是党内最优秀的“毛派份子”，虽然不知道毛在此时是否有犹豫，但随后的历史证明，这的确没能阻止毛倒刘的步伐。

如我朋友的逻辑，毛的对政敌的权术，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理想主义能得以实践。即：文革就是为了文革，之所以打倒这些人，是因为上觉得他们是文革的挡路人。容我进一步阐述，毛要打倒刘，的确不是因为刘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而的确是在政治理念上对刘失去信任，尽管刘依然试图对毛表明自己的忠诚，毛更注意刘（包括后来的林）与自己在价值观上的本质区别。

既然政治必然伴随着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背后又可能包含着价值和理念分歧，我们史家当如何？对待党史，我们究竟该何种态度？如果整个党史是一部腐朽的、下流的、暴力的、人性恶的大展示，我们又何必如此深入的斤斤计较于细节？当然，人性无论善恶，本身也是值得深究的。在一个恶的组织文化中的一丝温暖和善意，一丝光明的亮色，更显得如此之可贵。这在本质上，有几个问题值得深究。一是，毛的穷其一生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和权力实践中，究竟背后是抱着何种价值理想，是代表着人类深层的情感中的何种诉求。这不是一个命名的问题（是否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个值得仔细描述的问题。一是，毛所缔造的这种组织文化（整风运动的组织内斗争文化，到文革的全民生活的斗争文化），究竟是基于一种人性深处可耻的不安全感和贪婪（历史悠久的暴力独裁的根源），还是代表着一种更现实的如何使组织更高效、致密、纪律和行动力的参考？三是，更现实的，我们当讨论政治的本质。这个在国际和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会有更清晰的视角。研究党史不能脱离这个大的基础，无论作为一个失败或反面的样本，前提是究竟何种政治是相对比较善的政治。这是政治史家的价值基础。是史观的人性层和功利层的问题。史家当致力于考察人类的心智的成熟。

更久远的历史看，人类的政治活动背后代表的是利益的纷争，也包含着价值道德与意识形态。无论克伦威尔的新军，还是华盛顿的独立运动，还是到朱元璋的明教，还是太平天国。再怎么政治的活动，都是人类为主角的活动，无论政治玩家打着多高的神的幌子或真理的幌子。背后更本质的问题是真理的可获得性。如果真理不是真的可以为一派所垄断，那么一切所谓为真理而战斗的政治活动的合法性都是值得质疑的，一切以某种具体的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最后一定会堕落为一种权力斗争工具和迷失在所信仰的价值的荒谬中去，因为在组织内部的竞争中发现，原来每个人对于所信仰的真理都有不同的解释，谁对谁错呢？只有以权术斗争争夺为最后定夺。这便是党史党内斗争的真相。

西方（英美）政治史提供的是另一个方向，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崇高的政治组织，我们只需要更具体的以个人为基础的利益为目的，基于尽可能的公平的规则的竞争。事实上无论那种路径，表面上的共和或君主不是问题的本质，暴政和善政的本质是依赖于体制中的个人的健全和成熟的心智及美德，以及由此而诞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尊重，哪怕竞争，也不至于你死我活。

本文到此，暂不论及具体的毛的个性人格气质及心性及他的信仰。也不论及文革前后的各种斗争的种种关键的细节。来回纠缠，是在感叹这种人与人沟通之艰难：基于某种灵魂深处的情感的价值体系的差异和鸿沟，是多么难以逾越。唯此可知求知路之艰辛。不抱着对人类总体境况的某种深沉的关怀和敏锐的情感能力（情感感知、进入和跳出的能力），知识是如此难以获得和传递。

“…我想我会把你深深的记在心底，哪怕娶妻生子，在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的时候，我会想起你，会想起在那遣返的人潮中，你孤独的站着，戴着那顶你存了很久的钱才买的白色针织帽。我想你是想让我能在人群中看到你吧。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窗外的春雨滴答着，一种从遥远的地方穿透过来的揪心之痛，迟钝的到达我的心脏。开始压抑着我的呼吸。这是一种慢性的疼痛，不会强悍的完全占领我，却能随时提醒我的注意力——一想到那艘漂流远航的轮船，我就要深呼吸并屏住，提醒我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兵荒马乱的爱情，远隔重洋的分离。遥远的60年前的心痛。喧嚣吵闹的两千纪元，在台湾的一隅，恒春镇真实的生活着的人们。闽南语系的台湾话和台湾普通话，人们争吵着，歌唱着，爱着。吵架的动态和语调和我老婆家乡的人们酷似，她是潮汕人，闽南语系的一支。

一个邮包，被60年湮灭了的地址，七封情书。缓慢的疼痛随着海角七号的启航开始，随着海角七号在海上的漂浮而流淌，随着它的靠岸而穿透着重洋，伴随着这个邮包穿透岁月，岁月已经白发苍苍。岸边针织白帽的女孩紧锁着眉头，无从得知她胸中的丘壑，她依然回到了她的恒春。

离去的人写道：

“…我厌恶这大海，让我漂浮的大海，我一辈子也不愿意看到它了…”

离别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个时段。在你的旅途到达终点开始新的生活之前，这慢性的愁情会一直伴随。如果是在一艘漂浮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的渺小的轮船上，船舷外枯燥单调重复的日出日落，这种无以排遣的忧郁会让人无法呼吸。如果是我，我会蜷缩在甲板上抠着舌根呕吐…

——是啊，怎能叫人不憎恨这恼人的大海——写情书也是是惟一能做的了，尽管无法寄出，也有白纸黑字聊以分担，有如我现在。

轮船靠岸了。他写道：

“…终于安全到岸了。回到了千疮百孔的祖国。为什么我开始怀念起大海了…”

——新生活开始了，要把你埋在我心底最深处了。几个月大海的漂泊，啊，这忧郁，这愁情，要开始慢慢变淡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关于爱情和分离的故事，虽然是兵荒马乱的时代，又是远隔重洋的分离。关键是匠心独运的导演，将那忧郁层层包裹起来，却又让它穿透出来。不让那痛来的酣畅淋漓，过了就忘了，却是慢刀子杀人，会让我一个通宵睡不沉去，迷糊中恍若躺在晃荡的海角七号的甲板上。

思念穿透重洋，痛的是那个离去的人和岸边的女人。轮船出港，是如此的缓慢，却无力改变，心知从此重洋阻隔绝无再见。我戴着白色的帽子，他能看到我吗？我已经看不到他了。哦，是的，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

这离去的男人和这女人的心痛，要穿越时间，来到60年后。以那承载疼痛的情书，来到还在恒春生活着的人们，来到了那个有些颓废的邮递员的床头。

最后，最关键，它要穿过这喧闹的恒春，穿过爱好争斗的会长，穿过有些叛逆的酒店女服务和她同样有些叛逆的女儿，穿过长的像昆虫一样的男人和他的对老板娘的爱欲，穿过那个卖米酒的客家人——他真拼啊，一个勤奋的销售——穿过所有这些，才能来到观众心里。这疼痛它总是若隐若现，伴随着缓慢而低沉的画外男音，低声吟诉着他的疼痛。

也许，我们需要更碎片更孤独。一夜情吧，会让我们更安宁。现代化已经撕裂了时间和空间，游移的人们只能孤独。

  在梦中阅读到一则新闻，早晨醒来还能全文背出，到中午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而且，由于是梦，在梦里除了阅读到文字，对一些场景描述的文字，在梦里则直接按文字呈现成景物了。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这是在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叫“教室”的酒吧。也有翻译成“湖南吧”或“湖北吧”的。这个酒吧如其名字，由数间大小一致的“教室”组成。恰到好处的充满灵气的灯光设备，每间教室都有黑板和课桌，吧台则是讲台（此处是按景物呈现）。营业时候，这么多间充满香艳色情和的教室中，惟独有一间教室的摆设是空空荡荡的，只有中央一个半个人高的课桌。这是给激情难制的男女在这里一泄欲火的场所，而且，这样一张课桌，还是有一定操作难度的，必须靠着墙，才能保证在激情运动中不至于连人带桌摔倒在地。

  此后，文字由景物代替，在这间只有一张课桌的教室里，有几对那女，手里提着啤酒瓶在这里闲聊喝酒，其中一对还带着小孩。显然他们没有人有兴致要使用这张课桌。只是在别的教室的喧闹与拥挤中到这个教室来透透气，聊聊天而已。

“…当一个人与我们的意见不同时，他甚至不是和我们平等的同类，而是动物或是野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多么古老而缺乏修养的偏见啊。

我们得了解我们的反对者的情感或情绪，了解不一定等于赞同。但了解了，才可能是对话或者打官司谈判的起点。斗争，也得有个游戏规则。不是放泼耍赖或蛮横强暴就能达到目的的。

实在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会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听到一块领土要分裂出去会如此激动的反对了。似乎反对分裂，是天然的无需讨论的问题。大一统，对于我们那似乎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应该都是反对自己的邦或省独立出去的，起码意味着自己的统治比较失败，造成了人们的分离心。不过在一个拥有良好的对话机制的国家中，任何反对意见或斗争都能有正常渠道表达的地方，分裂或独立并不是不可讨论的。一切相悖的诉求要成为现实，总是需要斗争。分裂或反对分裂的斗争或讨论，都得在共同的法律或宪法或惯例或法理道理之下的底线进行，是不至于要到诉诸战争的高度的。

对于被分裂的母国国民来讲，往往也不会如有分裂诉求的民众那么激动的，往往大家会好奇，那块地方的老百姓，就算不是全部，或者是极少数，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名义下生活呢？我想，对于我们老百姓，这才是一个比较理性和平和的心态。